序   言

解剖历史上的败局——鲜花里长不出鲜花

    公元2011年10月5日，乔布斯因癌症去世，当月，《乔布斯传》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仅中文版预计销量就达500万册，考虑到各式盗版，追捧者的实际数量难以精确估算。一时间，那枚苹果标识似乎不再是冷峻银白，而是金光灿烂。这场出版盛宴，只不过再次折射出一种全民性的狂热——“复制成功”。成功，真的能够复制吗?研究成功案例，真的是成功的必修课吗?
    朋友，我手里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提着一桶善意的冷水。
    毋庸置疑，成败是内因与外因共同决定的，但人对成败经验的认识和总结却一直存在着天然偏差。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利归因”，简而言之，人们往往倾向于把成功更多地归结为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把失败归咎于外来阻碍(我们通常称之为“怨天尤人”)。经过这种心理机制处理过的成功案例，能够给你带来多少真正的养分?恐怕连那些光环下的成功者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不一定是不肯，而是真的不能。
    现实如此残酷，无数失败者的尸骨默默腐朽，堆积成无边的泥土，从这泥土中开出几朵成功的鲜花。你打算继续紧盯那几朵鲜花，还是睁大你的理性之眼，来看透泥土里的秘密呢?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在成功之前，你能做的，首先是避免重蹈覆辙。让我们从地底挖出几颗具有代表性的“失败”化石，扫清上面的淤泥尘土，去触摸成败智慧的骨骼。

    与其说“失败”，不如说“夭折”
    史册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分处不同的时空，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帝王将相者有之，草莽英雄者有之，底层贫民者亦有之。
    他们怀抱各自的梦想，或恢复旧国，或开创盛世，或富国强兵，或造福生民；他们具有过人的气概，不愿随波逐流，不愿冷漠无为，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做出实际行动，以身家生命、千载毁誉为赌注，向周遭的黑暗发起血与火的冲击。
    他们曾经乘风驭电，一日千里，有如超新星爆发，万丈光芒令人目眩，瞬间照亮历史的夜空。然而，就在他们伸出手去触摸那胜利的彩虹时，却突然一跤跌下了云端，跌入了无底的深渊，被历史的浪涛狠狠冲刷，沉没于河底的淤泥中。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一一悲剧英雄，他们的事业有个共同的结局一一天折。
    夭折的生命，是最让人痛心的生命；夭折的事业，是最让人惋惜的事业。
    对于夭折，刘备曾给出过定义：  “人五十不称夭”。在一代枭雄的眼中，人到了50岁，才能达到心智完备成熟的阶段，才能够树立起基础牢固的事业，如在此之前不幸死去，就叫夭折，哪怕你已经一把胡子，儿女成群。
    而我是这么定义事业夭折的：类似自然的生长荣枯，人事也遵循某种周期律，一般来说，能够称为“成功”的事业，至少经历四个典型阶段——立、持、成、续。夭折的事业，已经走过了最初“立”的阶段，但在最凶险的“持”阶段遭遇致命打击，没能支持住，也就不能继续发展至大成，更遑论之后的延续。
    完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任何事业，其发展曲线大致类似一座平顶山；而夭折的事业，则更像孤峰突兀的尖顶山。如同古希腊神话里的西绪弗斯，悲剧英雄们推石上山，刚至峰顶，巨石便轰然滚落，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和灭亡。
    初看之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象各有各的原因：项羽碰上了刘邦，李白成惹恼了吴三桂，太平天国遭到清廷和列强的联合绞杀……
    夭折，真的是一种偶然吗?

    直面生命的杂乱
    本书讲述的英雄和事业，能够简化归结为两大类：农民起义型和改革建制型。
    Kevin·Kelly在他的《失控》一书中，透过生物学视角研究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象。借用他这套妙趣横生的理论，同样可以从生命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事件，特别是农民起义这类事件。
    从陈胜揭竿而起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但凡农民起义运动，开始总有那么一段风生水起的美好时光，英雄领袖们敏锐地觉察到众生渴望的潜流，把握住某种时代脉动，与之产生了共振，很快，他们在麾下聚集起大批人马，势成燎原。在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之际，如果他们肯冷静下来，回头审视站在身后的人群，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困惑、难以把握的系统。
    机械系统的运转是线性的，可预见的因果关系连接着输入和输出；而人群，以及其他社会性动物所形成的“群体”，则是一个活系统，有着自己的生命韵律。
    生命通常具有几个基本特征：自我复制、自我管理、自我修复(有限)、适度进化以及局部学习。正是这些特征造就了“群体”活系统的迷人之处：
    1．蝴蝶效应。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短短时间内，细流可以成海，捧土可以成山。
    2．随着群体壮大，其中彼此关联的个体所形成的组合数量呈指数增长，从而蕴藏了无数可能性。
    3．群体中允许个体有差异和缺陷，个体的缺陷和变异，甚至能引发整体的进化过程。
    上述几点在历次农民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清晰，比如，李自成哪怕是在二次受挫之后，领数十骑进入河南，仍能在当地迅速召集几万人马，一年之后，队伍已达50万人，公元1644年进北京之时，以他为最高领导的大顺军已号称百万。起义军成员多为饥民、流民，个人素质良莠不齐，也不乏投机者，但这个巨大群体不断成长，在吸收了李岩、牛金星等知识分子后，又产生了斗争策略和革命纲领的进化，在最终的狂潮中，摧毁了挺立近300年的明王朝。
    但这种活的“群体”同样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
    1．效率低下。缺乏严密的中央控制，其资源分配高度混乱，冗余设置，重复努力比比皆是。
    2．不可控性。没有绝对的权威，起义领袖对起义军的控制经常犹如羊倌牧羊，一旦有变，百万雄师瞬间散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3．不可预测性。群体成员间的复杂纷乱的关系，使整个群体的发展命运充满了意外。
    4．不可知性。由于很难用线性因果关系来解释系统内部的运转，英雄领袖们尽管多为人中豪杰，面对最后的败亡，也常有“天欲亡我”，“人算不如天算”的喟叹。这里的天，其实就是超越个体理解力的群体运动方式。
    5．非即刻性。启动一个复杂系统，达到各层面的协调一致，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起义军领袖经常会在某一时刻，骇然发现已经无法驱动自己亲手建立起的庞然大物。
    历史上很多稳固的王朝就是由农民起义发展而来的，比如汉朝、明朝，能否暂时克服这些系统性缺陷，能否适时引入更具可控性的机械系统，就是成王败寇的分水岭。这需要强大的智力和眼光，也需要那么一点好运气。
    人们常说的结构与制度，则更多地具有机械系统的特征，这个话题自然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另一类英雄，比如王莽和杨广；项羽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的人生和事业，与秦末农民起义大潮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制度变迁引起的心理不适有着深层的关系。

    制度的领先，回归与滞后
    关于制度，我们的祖先曾经进行过一场长达500年的大讨论，这就是发生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过去之后，真正进入各王朝政治重点实践的，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其实只剩两家，即儒家和法家，对应两条道路，即王道和霸道(最初作“伯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
    儒家王道如日，高举张扬，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家霸道如月，明亮度虽不能与前者相抗衡，却一直没有停止发挥它的深刻影响力，对人间潮汐的控制经常更甚于日。在确定儒学至高地位的西汉，宣帝就曾这么一脸严肃地教育过他的太子——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令，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安足委任?”
    儒家，何曾真正独尊?而彻底回归王道，也就成了2000年来儒者的一贯愿望。如果说秦末项羽的行动更多是受到恢复故国的情感支配，而王莽则是一个高调而自觉的王道回归者。
    有趣的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仅表现在新生事物立足和发展常面临的重重阻力，怀旧复古之路同样充满艰辛苦痛。
    乞灵于古制未能疗救时疾，王莽的失败在今天看来有些理所当然的味道。600多年后，隋炀帝杨广，以其雄才大略，一扫东晋南北朝的虚浮玄风，重新扶正儒家，首创科举。
    科举取士是一项影响极为深远的创新制度，虽因触动门阀大族的政治利益，导致杨广本人的悲剧，但儒学借此机会，扎进每一个渴求出仕的民间才俊心中，从此根深叶茂，在之后的1500多年中，牢牢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四合院中，岁月静好，视野所及，唯我中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把整个世界的历史时期做了如下划分：1500年之前的世界，1500年之后的世界。他认为，16世纪左右的新航路开辟，把世界上原本相对封闭的各个区域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打开了通往近代的大门——一个现代制度与封建制度激烈争锋的时代。
    然而，古老的帝国本能地拒绝外界的风风雨雨，直到风雨以一场剧烈风暴的形式登陆。公元1840年之后的苦难，与其说是西方侵略中国，不如说是现代侵略中世纪。
    远人不服，再也无法以德来之并安之了。公元1905年，科举废除，随着不久后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儒家思想也走下了中华的神坛，但我们终究是错过了全球近代化历程的列车。

    人性的，太人性的
    人性是个广阔的概念，包含了太多的外延……
    还是长话短说吧，以免这篇已经很长的序言变得更长。
    在此简单点出英雄们的人性之恶：短视、残虐、动摇、炫耀、争权夺利、急于求成和过分追求细节完美。
    西楚霸王征战生涯中的屠城记录，咸阳宫的熊熊大火；
    王莽在夺权过程中的残忍手段；
    杨广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只为扬大隋之国威；
    黄巢抛出“招安”媚眼遭拒后的恼羞成怒；
    李自成进北京后的烧杀抢掠和滥杀策士；
    天国的几大王们，革命早期“争风吃醋”，中期自相残杀，奢靡荒唐……
    林林总总的现象和行为的背后，也许各有苦衷和解释，但历史和现实向来是拒绝倾听任何借口的。当英雄们由于智力、能力、道德和性格缺陷，不能羁縻人性之恶，他们手中曾经鲜艳无比的纛旗也在渐渐褪色，狭义角度上的事业夭折和个人失败，通常来得猝不及防。

    理性观照下的感性猜测
    本书的写作原则，其实源自我的一些疑问，或日“胡思乱想”。
    比如，什么是史实，史实在多大程度上等于真实?
    项羽那二十八骑无人生还，是谁听到了霸王最后的豪言壮语?如果不借助时光机、窃听器、针孔摄象机等设备，史家如何保证他所记录的便是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绝对真相?
    再比如，阶级、寒族、世族等僵尸般的抽象名词能否掩盖一个个鲜活个体相互斗争的过程和结果?
    历史，真的是“故事”——故旧过往的事?后人所修的前代史里，究竟有多少后人有意无意添加的观念和解读?
    也许，历史，无所谓绝对真实，如果说史册中有什么堪称真实，我觉得应该是字里行间透出的，一代代后人感知和反思的痕迹。对过去进行理性观照下的感性猜测，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尝试。
    这也是我对本书的定义。

王方   

作者简介

    王方，俄语语言学硕士，民间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化抱有浓烈兴趣，长期坚持独立研究，熟悉古代历史、文化典籍及古代诗歌。擅长撰写通俗历史读物，文字风格活泼，喜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挖掘历史事件中的隐藏联系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引导读者抛弃长久以来认识历史的刻板印象，唤起读者独立思考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