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幼时，杂居的四合院大门上漆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父亲少小成孤，学历不高，但他自强不息，读书习字，当时也被认为是个穿长衫的文化人。母亲有对半开放的小脚，识字不多，而姥爷是知书达礼的秀才，大舅是教师。故而虽非书香门第，家里对子女的教育却也极为重视，我也从小就对“诗”和“书”并不陌生。上小学前后就粗读了用蝇头小楷印的《三国演义》、纸张薄如蝉翼的“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写郑和航海的《西洋通俗演义》等“闲”书，还常翻看家里的文集、期刊、画报之类的读物以及哥哥从学校借的《十日谈》、《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契柯夫之归译)、《老张的哲学》等名著。姐姐和她们的学友曾结了个叫“芸辉”的诗社，把自己的诗作用毛笔抄成一本“芸辉社刊”。出于好奇，我也闹着入社，居然成了她们“女儿国”里唯一一个傻小子，而且为社刊诌了一首不像诗的诗，只记得最后两句是“天如兰纸眨小眼，似惊地上有战事”。

    中学时住校，守着图书馆，看书更方便了，特别是解放后，增添了海量的新老文艺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我几乎到了无书不读的程度。“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当时看课外书既无指导，也不选择，完全是随潮流、凭兴趣的“乱读”和如饥似渴、只看大意、一目十行的“草读”。在品德修养上确是接受了正面人物的诱导和激励，增长了对反面角色的不齿和憎恶，决心做个诚实正直、襟怀坦荡的大写的“人”；而在文学修养上，对创作构思、写作技巧等则是一片混沌，茫然无知，从未产生过一丝要当诗人、作家的念头。不过公正而论，在这方面“乱读”“草读”也并非全无好处。自打有“作文”这门课起，我就从不犯怵，不管是老师出题还是自由命题，差不多都是略加思索即可一挥而就，大概得益于乱读吧!

    虽非特别爱好，但我从中学起就不懒于动笔为文。除了借作文课之机像“漂亮的阿Q”“和平”那样的即兴之作外，解放后不久就长期记日记，上大学时还用俄文记。地质系每年都外出实习，于是不论是顿涅茨草原还是外高加索山地，无论是迷人的黑海海滨还是哈萨克斯坦的荒野，都曾留有见闻笔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文，我的“芬尼娅”一文获三等奖。参加工作后，工作与生活的手记基本未断，即使在“文革”中也时辍时续。几十年地质生涯，其间岑南漠北、东海西疆在外地调查时间近半。在秦岑、关中以及西北、西南边陲之行中都随手作了札记。60年代研究所办过《红与专》墙报，80年代办有《矿床青年通讯》，工作需要，或诗或文常应邀撰稿。退休后，院《离退休工作》约稿，基本上有求必应。“献给教师节”和“二中旧事”本是为《二中校友》所作，因故未蒙刊出。

    与为文一样，我的诗词也多是因兴而发，并不懂得什么章法和格律，只要听着有韵、读着上口就行。“诗言志”固然很对，但我觉得诗亦言情。志在高远、情意悠深都可能成就佳句。而我绝对是凡人一个，既没有青云之志，又缺乏切肤之情，不过在让人思想激荡的“四清”“评功摆好”等运动里、身处茫茫云海、静听空谷松涛之时，偶尔也拼凑几首新诗古调、甚至洋诗和土造的长短句之类，未敢供人一笑，聊以自慰而已。

    1982年在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了几个月英语强化班，结业欢送会上，一位美国老师询问每个同学的属相，之后一一给予祝福。她对我说：你属狗，会有很多朋友。后来想想，还真是的。我从未巴结过谁，也不曾刻意追求，但除了许多关系颇好的同事之外，下棋有棋友，打球有球友，吸烟有烟友，习字有砚友，更有不少各类学校的校友。朋友们经历不同，性情各异，我们问交往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也不乏以诗文相会者。不时有友人以小说、诗词、影集、散文、史料、回忆录等作品相赠。昔日同窗李作智、邵家奇、老领导蔡元真、“老夫子”许承讲和知交傅同泰等也多有书简、诗词互通。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友情相伴，朋友的诗文给人带来悠长的思念。

    今日得宽余，翻检旧物，触及若干尘封的“陈年老酿”，勾起多少往事，“感慨系之矣”!经把这些诗文蒐集编年梳理，竟然贯穿着我一生与共和国的同步成长。于是陡起一经：将其编纂成集，名之为“闲散诗文”可也。念平生给报刊投稿仅两次而无一中，诗文编集本来全无公开发表之意，不过孤芳自赏罢了。继而思之，闲散诗文中字字都是由全社会发展而生，句句都是为大自然河山所绘，自己不过是个微不及尘粒的载体和瞬间即逝的过客，只有将其还给公众的义务而没有把它据为私有的权力。值此出版社约稿时谨识。

    于志鸿        

2012年4月4日